性別．國家．殖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一套充滿關於性粗話的電影，但影片中沒有一點性或慾的描寫。先是HONEY，以後的小四、小醫生及小馬都加入爭奪小明的行列，當中誰不想幹她？但偏偏他們通通都搞不上。說小明是淫娃盪婦，周旋在男人埋中，更被冠以「禍水」的名涵的種種對她的論述，不過是想把男性無能的事實，都將責任推到她身上，來成全圓滿父權社會的千秋大業。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小明置放於個國族寓言的中心去分析台灣本土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藉以了解以女性作為本土台灣表述。

殖民台灣
早前台灣的台聯黨到訪日並參拜靖國神社，此等舉動不引發台灣發國內政治爭議，同時中國大陸以及香港都不斷有抗議聲音。本文將不會深究台聯的舉動背後的政治目的，因為政治目的總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相反這件「政治事件」引起兩岸三地的關注到底原因何在？

台灣曾經被荷蘭、日本、及中國（國民政府）三次殖民，但大部份的中國人都不會認為國民黨退守台灣是一個殖民的舉動。所以在台灣的台聯黨到訪日並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上，兩岸三地的中國人都對他們作出抨擊，都認為他們認賊作父，忘記了日據時期的恥辱及日本侵華的暴行。其實中國在台灣的主權不是有很長的歷史，一八八七年清政府才第一次在台灣開設衙門，但距離甲午戰敗與澎湖一併割讓與日本只有短短的八年，這遠比日本的殖民歷史還要短，所以台灣的認同問題是有很多不證自明的地方。

台灣的殖民狀況都是導演侯孝賢的鏡頭下的《悲情城市》拍得好，到新作《咖琲時光》都論述了台灣被日本殖民的日子及後殖民時期的困擾。但日治只是台灣其中一個的悲情時期，易被遺忘的還有17世紀的荷蘭人殖民，以及四九以後國民黨遷台起一段「解殖」歷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電影背景是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自四七年二二八事件起使台灣在往後的五十年代進入國民政府統治下「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經過四二年後台灣才得到解嚴。

女性．國家
斯碧娃（Gayatri Spivak）指出，“女人”成為一個“概念──隱喻”，作為工具，造就男人社群的團結，既是男人的“領土，又是社群內權力的行使方式。小明在《牯嶺街》正是起著這個“概念──隱喻”的作用，在電影中她是個人見人愛的可人兒，成了眾人爭奪的對象被用以去確立他們在群體中的權力和地位。她先是小公園幫老大Honey的女朋友，Honey出走了以後，小四看上了小明及開始談戀愛。小明因母親病重，跟小醫生有一段　關係。期後更因小明母親在小馬家中打工，他們開始背著小四發展感情，小明成了兩個好友之間要爭奪的領土。

《牯嶺街》作為一套國族寓言的電影，小明作為女性成為了男人之間的領土，而將這一個性別與國族之間的隱喻關係跟台灣的後殖民歷史結合，小明的角色彷彿成為了台灣的一個投射，她的女性自我表達被家國論述淹沒了，犧牲了。她生活在當下的境遇似乎別無選擇，在不同的場景中都要寄人籬下，不論在學校生活中先是Honey以及小四，母親失業時投靠表舅，母親生病時去引誘小醫生，母親到小馬家打工時又跟小馬一起。在這上層面上女性／小明／殖民地／台灣總不能獨立常要依附男性／殖民者生活。在電影中不單充分描繪了女性／殖民地的的無力感，而且作為殖民者的男性也軟弱無力，大家在面對女性這片領土時，大家都手足無措，小四拿了一把日本短刀想去殺小馬的時候，同時把男性情誼（Brotherhood）完全顛覆了。

小明在小四在等候小馬之間出現，本來要死的不是她，可惜她在哪個場景出現，有人會認為小明的死是一場意外，小四只是誤殺了她。小明的死不是偶然，從一開始好在男性之間作為爭奪的對象開始，他們之間的糾纏瓜葛並沒有疏解，將小明從他們之間完全去除成為了男權世界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方法，這種女性作為犧牲的儀式成了男性之間的一種共識。